六十个国家，这份经历在许多人眼中难免显得耀眼。当大家在酒桌上微醺时，总会好奇地问我：“你去过那么多地方，哪个国家是最有趣的？哪个地方你绝对不想再去？”每次，其他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抢着给我下结论。有人猜是满街垃圾、流浪者遍地的印度，也有人提到复杂的签证程序和冬季刺骨寒冷的俄罗斯远东，甚至还有人提及局势不稳的小国中东。然而，我总是轻轻一笑，摇摇头，然后缓缓吐出两个字：“巴西。”听完这个答案，众人的反应通常会从好奇转变为一种明了的轻蔑，“啊，明白了，是里约的混乱法则，飞车党、贫民窟的毒贩，还有海滩上的扒手。治安太糟糕，让你害怕了吧？”对此，我从来不反驳，只是略微点头，端起酒杯轻抿一口。因为他们的猜测虽在某种程度上正确，却又都不尽然。

我不再前往巴西，是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太过强烈，强烈到只适合在我人生中经历一次。那座城市曾吞噬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，留下的却是我永远无法跨越的废墟。再多看它一眼，都是对我过往的一种残酷折磨。

那是七年前的事情，当时我三十一岁，林微则是三十二。我们的恋爱从大学开始，整整纠缠了九年。九年的感情没有因为房贷、车贷而瓦解，也未曾因出轨或背叛而结束，却在每天的平淡琐碎中渐渐平息，变得像一滩死水。我们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外企上班，清晨在地铁口拜别，深夜在出租屋的茶几上默默地共享外卖。彼此的熟悉感已经达到一种亲密，能精准预判出对方的每个叹息。这样的亲密像覆盖在脸上的温热塑料薄膜，让人感到窒息却并不致命。

转折发生在那年四月，林微洗澡时摸到了锁骨上方的一个硬块。几周后的奔波，我们在多家医院的特需门诊和穿刺室之间跑来跑去。最终，当我们拿到诊断结果的那天，北京正下着冷冷的细雨。医生用一种冷漠的口吻告诉我们，低分化腺癌，晚期，已经出现淋巴和远处转移。走出诊室时，林微没有流泪，我也未曾落泪。我们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，消毒水的味道弥漫，周围有护士推着病床匆忙经过，还有低声抽泣的家属。林微转过头，看着我，她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却流露着一份多年未见的清醒。她手握那份皱巴巴的报告，轻声说：“我不想化疗。别把钱浪费在无休止的病房和呕吐里，带我出去走走吧。”“去哪儿？”我的声音里带着颤抖。“去巴西。”她回答，“去地球的另外一端，去最远、最烈的地方。”

巴西曾是林微少年时代的梦想，她喜欢三毛，爱读博尔赫斯，观看那些关于狂欢节、桑巴舞和伊瓜苏瀑布的纪录片。她总说，南美洲有一种原始而强烈的生命力，那是像我们这种在格子间中被驯化的人，终其一生也无法获得的野性。于是，我辞去了工作，解除了租约，变卖了所有能出售的资产。带着两张单程机票和满满一包止痛药，我陪她飞了将近三十个小时，抵达了里约热内卢的加利昂国际机场。

当我走出机舱的那一刻，南半球炽热而潮湿的空气迎面扑来，充盈着腐烂的热带植物的甜香、劣质柴油的尾气以及远处大西洋的呼啸浪涛。这种生命的粗犷与旺盛，几乎立刻将我们从北京深秋的冰冷死寂中拉了出来。在刚到里约的那一周，林微的状态奇迹般地改善。海风红润了她久未见天日的脸庞，她穿上了色彩鲜艳的长裙，赤脚踩在伊帕内玛海滩柔软的沙子中。我们每天傍晚都会去阿普多尔海角看日落，那里有一个当地的传统：当那轮火红的太阳缓缓沉入大西洋波涛之中，万千游客会同时起立，面向大海鼓掌。

第一次目睹这壮观的场面时，林微与所有人一道用力鼓掌，海浪拍打着岩石，狂风卷起她的秀发，夕阳的余晖在她的眼中闪烁出光芒。她转过头看着我，眼角含泪，大声说道：“你看！他们连面对一天的结束都在欢呼庆祝！他们不畏惧结束！”站在她身旁，我紧紧握住装着止痛泵的背包，拼命跟着鼓掌。可是我的内心却如刀割般痛苦。里约的人们鼓掌，是因为他们相信明天的阳光依然会升起，而林微的日落，每经历一次，就少一次。

那天晚上，她对我说：“如果我死在这里，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。”我的身体瞬间僵硬，喉咙紧绷，过了半晌才挤出一句：“别说这些，我们下个月还要去亚马逊。”她转过脸来，轻轻抚摸我的胡子，手指已愈发消瘦，指节冰冷。“你别再掩饰了，其实你一直很害怕吧？”她轻声笑着说，“你害怕我死在异国他乡，担心麻烦的手续，语言不通，怕无法带回我的骨灰。从我们落地那天起，你每天晚上都等我睡着后去查医院和领事馆的电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”那一刻，我压抑几个月的恐惧、疲惫与绝望，几乎要涌出眼眶。“对不起，我太自私了。”她把头埋在我的胸口，声音闷闷的，“我只是觉得，待在家里等死太慢，太难熬。我想去一个热闹的地方，看看那些活得无所畏惧的人是怎样生活的。”那晚，拉帕区的街头桑巴表演持续到凌晨四点。我们在昏暗的小酒吧中，目睹着演出者们在雨后的街道中翩翩起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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